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研究，疫情对于全国各地的个体经济主体的冲击都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发现凡是互联网贷款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对于个体的风险冲击的幅度就会小。

但汇改本身刺激了贬值预期，8月11日，人民币汇率开盘后迅速贬值，很快逼近2%的每日下限。在美元贬值压力严重的时候，替代帐户可以使美元储备资产持有者减少损失，从而减轻美元储备资产持有者抛售美元资产的压力。

2017年中国外汇储备又回到了3万亿美元以上。如果投资收益逆差持续增加，贸易顺差持续减少，中国就可能出现经常项目逆差。为了扭转这种局面，2015年12月，央行公布了确定汇率中间价时所参考的三个货币篮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指数、BIS和SDR。央行的观点得到经济学界主流的支持。学界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普遍十分乐观。

2009年3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由于有了这样的精神，再加上勤奋好学，他们终于成为一支在经济学界广受好评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研究团队。但自第一季度开始，我们已经看到银行的不良率上升、资本充足率下降，净利差收窄，而这些过程还刚刚开始，未来还会进一步恶化。

现在正好是年中，第二季度经济显著反弹，但下一步经济增长的轨迹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财政或央行应承担一部分政策的财务责任 政府在疫情期间想方设法地支持中小微企业，这无可非议。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始发力，特别是新基建投资和大城市都市圈建设，都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大行纷纷做小微业务，这不是它们的比较优势，以资金成本优势强势介入，已经对许多中小银行的小微贷款业务造成很大冲击。

也就是说个体经营户的业务尚未完全恢复。即使不得不为之，将来一旦资产负债表恶化，可能会影响银行部门的稳健性甚至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 第一，财政是最顺理成章的承担者。这样做，起码比把政策责任长期留给金融机构要好得多。金融机构存在潜在的财务问题 财政、股市和银行在推动下一步中国经济复苏和增长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当然，三者都应当积极作为，财政已经变得更加积极，短期内对增长的推动力量可能会明显提升。从资金需求方看，经过过去这段时间的调整，企业杠杆率已经明显上升，而且很多负债没有直接用于生产，这可能会对企业下一步融资能力造成很大的约束。

这些问题如果持续发展，未来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的矛盾也许会再次恶化，不排除下半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会再次变得突出。这说明消费复苏动力不足。以财政政策为例，主要发达国家和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三大财政政策包括保持就业的企业补贴、失业救济和直接发钱。中外都是这样做的，只是具体的举措上有所差异。

事实上，金融机构在支持中小微企业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危机时期商业银行代行一部分政策性功能，也不奇怪。

关键的问题是，将来由谁来承担主要的财务责任。央行承担财政责任，自然会让人想到现代货币理论

归纳起来看，经济复苏的部门格局大体是：出口比内需强劲、生产比需求强劲、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强劲。一方面，人民银行法明确禁止财政直接向央行融资，否则容易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甚至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我们以前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也就是说个体经营户的业务尚未完全恢复。实际上，在未来一段时期，以银行信贷为主的融资格局很难改变。财政对这个特殊目的机构进行兜底，实际上是用相对比较少的财政资金来撬动很大的社会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因此，危机期间，央行承担一部分财政的责任，只要不变成一个常规性的举措，应该有尝试的空间。

不平衡的经济复苏 中国经济复苏势头非常明显，但结构性的不平衡也很突出，因此未来增长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财政三大财政政策是基建、减税和公共卫生开支。

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金融能否持续支持经济增长？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这个矛盾过去几年一直存在，未来一段时间也许会变得更为突出.下面我分四点来分享我的看法。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比较少直接给困难企业和个人发钱，这可能跟我们的政策习惯有关，也可能跟政府缺乏直达企业和家庭的政策通道有关。

2019年中国六大国有银行的利润为1万亿，股份制商业银行为4千多亿， 城商行为2千多亿。金融机构存在潜在的财务问题 财政、股市和银行在推动下一步中国经济复苏和增长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当然，三者都应当积极作为，财政已经变得更加积极，短期内对增长的推动力量可能会明显提升。

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了25.4%，比平均余额增长幅度高出12个百分点。这说明消费复苏动力不足。第二，政策性银行可以帮助承担一部分责任。从资金需求方看，经过过去这段时间的调整，企业杠杆率已经明显上升，而且很多负债没有直接用于生产，这可能会对企业下一步融资能力造成很大的约束。

但这主要是考虑到目前由财政或政策性银行承担大部分责任的可能性很小。危机时期商业银行代行一部分政策性功能，也不奇怪。

这样看来，其实让利1.5万亿元的难度不小，可能会对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盈利状况产生较大影响，大银行的情况好一些，本来利润比较多，而且是国有商业银行。但自第一季度开始，我们已经看到银行的不良率上升、资本充足率下降，净利差收窄，而这些过程还刚刚开始，未来还会进一步恶化。

总之，疫情期间支持中小微企业政策的财务成本，由财政、政策性银行甚至央行分担，都比全部推给金融机构强。以财政政策为例，主要发达国家和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三大财政政策包括保持就业的企业补贴、失业救济和直接发钱。

这些可能会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央行承担政策责任的思路，肯定会引起争议。这样才能稳定就业，稳定社会，经济复苏才有基础。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 第一，财政是最顺理成章的承担者。

我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学术主张一向是旗帜鲜明的，就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理论。财政或央行应承担一部分政策的财务责任 政府在疫情期间想方设法地支持中小微企业，这无可非议。

但完全把政策责任推给金融机构，既不合理，也很难持续。但前段时间国内热议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我一直没有发表过明确的看法，主要是因为我其实内心十分矛盾。

金融机构承担过多政策性功能 我们可以把应对疫情的政策分成抗疫、纾困和重建三大类。根据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全国一亿多线下个体经营户的营业额在2月份平均下挫50%，3月份开始复苏，现在基本稳定在正常水平的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