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当然，1954年宪法上的社会主义是过渡性的安排，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属于社会主义类型。

(50)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一)各界代表会及其组织化 各界代表会是城市解放后军管制初期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组织形式。

宪法起草委员会由33人组成，除中共委员外，民革、民盟、民建各2名，其他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各1名，毛泽东任主席，李维汉任秘书长。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式发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决定》，决定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在我国一元多层立法体制中，集中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是我国立法体制的首要特征。

(32)参见应松年：《一部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法律——关于〈立法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董必武将人民代表大会与各解放区的参议会进行比较，在组织构成和职权上作出了制度性界分。(36)尽管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哈特所强调的法律责任捍卫公民自由、限制政府和法律过度干预的面向，但是因为其理论的不彻底性，调节器一说仍然是哈特所不能完全认同的主张。

主流法理学教材虽然已经意识到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且也在努力探讨专属于法律责任的独特概念，但是仍然不能完全摆脱法律义务概念的干扰。宽恕被看作是对惩罚程序所施加的限制，而不是努力对惩罚程序进行微调。(29)可见，在代理人被授予特定法律能力的同时，被代理人就有相关的法律责任产生，该法律责任使得被代理人必须接受代理人运用其法律能力所产生的相应的法律效果，或者说，被代理人必须服从代理人的安排或支配，这就是被代理人的法律责任。这两本教材均以否定评价说或责难说为基础对刑事责任概念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

在本文中，笔者主张，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对应的英文法律术语(term)是liability。立足于本文所定义的刑事责任概念，笔者倾向于认为，该条文表达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在哈特看来，就惩罚理论而言，功利主义者对报应论的某些批判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关注违法者行为时的精神状态的法律责任制度并不必然同报应论捆绑在一起。中译本译为：大多数批评者们会说，采取这些原则的措施是他的责任，原告人有权要求他这么做。同注⑨，[英]哈特书，第178页。笔者还设想以本文所严格限定的法律责任概念以及哈特特殊的法律责任观为基础发展出一种责任本位论。

因为那个令状，一个诉讼得以展开。(44)参见注(37)，H.L.A.Hart书，第215-223页。(41)这些能力包含了理解的能力、推理的能力和控制行为的能力。如果说我们是在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概念，那么，我们的概念也仍然没有达到西方概念那样的清晰严谨。

(53)参见注(37)，H.L.A.Hart书，第181-182页。除非具备宽恕事由，否则违法者在法律上必须受到惩罚的刑事责任概念在法律制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22)也许正是因为duty和liability都表达了服从或受约束的法律概念，所以它们才常常被混淆[8] Villey, Recherches sur la littérature didactique du droit romain (Domat-Mont-chrestien, 1945). [9] Ibid., pp. 42 et s. [10] Friedrich Xaver Affolter, Das r?mische Institutionen-System, sein Wesen und seine Geschichte, 1897. 这本书被人冷落的原因，可能是它的章节有些无序和语言极其抽象。

[17] 参见前述Affolter教授的著作，以及Mitteis教授的著作。法律世界里还存在着一种抽象的、由人类智识创造的法律交往的客体。农场（fundus）不仅仅是作为客体的物，或者一块田地，或者一间农村不动产房屋，而是指现代法意义上的财产。Stroux, Atti, Roma, 1934, I, p.122. [38] Fleury, Institution au droit fran?ais, Laboulaye et Dareste, p.250, chap. III. 在该书论及无形物时，作者认为：我们把无形物称之为权利，是因为这种物不具有物质形态，仅具有人的主观意志。至于每一种法律事实、每一个法律主体，都借由《法学阶梯》关于出生、收养、合意、要式买卖、拟弃诉权、契约、侵权等内容来详细规范，同时也通过解放、人格减等、解放等内容来论述某种法律事实或法律主体地位的消失。[31]事实上，有形物值得被长期关注和研究。

[39] 本文使用的主观权利概念，是指归属于某个主体，指向某个客体的权能。在我看来，权利只有两种，一种是物权，另一种是人身权。

首先，我们应当防止过分夸大这种区分。二、《法学阶梯》体系：客观的法 《法学阶梯》的理论体系是极其简单的[17]，对于现代人而言，其理论观念也存在诸多不易理解之处。

这也是现代法学使用权利概念时，最经常指涉的含义。[69]如果当事人有资格主张一个诉，赢得一个诉讼，我们可以称该当事人享有一个诉[70]，诉如同当事人的一个财产。

现代债法完全从主观权利的角度来看待债的问题，自然地认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合意是债发生的当然要素。这就是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目标和方法。这里的权利是指物，它与土地或者神法的物并无本质区别。参见D., XLVI, 3, 27 ; L, 16, 23 ; etc. [31] 《裁判官告示》和《学说汇纂》用大量篇幅、多个章节尝试对物进行不同的分类：? de auro argento... legatis, de fundo dotali; de supellectile legata ?, etc. infra. [32] D., XLI, 3, 9 (Gaius) : ? Usucapionem recipiunt maxime res corporales, exceptis rebus sanctis, Sacris, publicis populi romani et civitatium, item liberis hominibus ?. [33] 我们完全采信Francisci教授的观点，即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只规定了物的转让，而不是财产权的转让。

D., XIX, 1, 40. [28] 《学说汇纂》中的诸多章节讨论了农场权利（jus fundi）的问题。最后，假如盖尤斯真的如同现代法学家们想象的那样，以主观权利观念来建构罗马法学理论体系，那么他为何不单独撰写总论一章对主观权利概念或者相关理论予以交代？为何留下理论上的空白，给现代法学研究带来无休止的争论？盖尤斯《法学阶梯》的理论背景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类型。

Petot教授和Le Bras教授的研究成果对文本亦有较多帮助。以全新面貌呈现出来的法学新体系是如此的引人注目，它使人们能够通过掌握全新的法律概念，就能理解整体法律体系。

在此基础上，雨果·多诺教授认为物编的论述是各种权利的表达，是主观权利在各法律领域（物权(réels)和债权(personnels)）的体现。其次，应当列出适格主体可享有的权利清单，例如所有权、用益物权、人身权等。

[38]他在此例举论述了一百多种权利。[59]与现代法学所谓主观权利的含义不同，它们不是诉之要件的诉因（cause），而是某些诉的标的（objet），如同那些常见的财产。戏剧的主角应当依据何种程式（formule）、何种手势、何种言辞来演出，才能视为一个有效的诉讼之剧。[57]从语法来分析，地役权确认之诉和地役权否认之诉的概念表达都非常精准地把被占之物作为与格，而不是指向对方当事人。

农场交易（fundum stipulare）是指农场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转让[30]，但它通常也包含了与相邻土地之间的通行权，这可能是权益也可能负担。对罗马法的研究，应当抓住其核心概念和主要体系。

[83]假如罗马法上并无所谓主观权利观念，那么又何来诉与主观权利之关系的命题呢？现代法学中又有多少类似的研究，值得质疑呢？ 假如主观权利被证明并非来源于罗马法，那么所有那些被认为附属于主观权利的现代法学概念又是来源于何处呢？关于这些现代法学概念之来源，又可以进行大量研究。[37] 4世纪晚期语言学家Flavius Sosipater Charisius对人和物、有形物和无形物作了语义上的类型化，这延续了盖尤斯的分类。

例如，乌尔比安《论萨宾学派的民法》、彭波尼《论库尔特·穆齐》、乌尔比安《论告示》等。相反，罗马法列举和定义了多种多样的法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