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传统文化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占据着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17]参见前注[3]，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书，第435、437页。美国行政法上，除了以公告评论程序制定规范性文件以外，还有两种可以不通过事前公告评论而直接发布的规则，即临时性最终规则(interim final rules)和直接性最终规则(direct final rules)。

总之，为兼顾司法对于行政权的监督以及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合理分野，以权威性概念系统构建司法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不同层次有其重要意义。[33]有媒体直称：省政府一纸文件全省花炮企业面临关停，十八届四中全会后首例企业诉省政府案昨开庭。而火灾事故责任认定则不是一个用日常经验即可判断的问题，需要依赖于专业知识和设备。美国自大萧条时代开始，一直有观点主张法院应当重视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而从对专业问题的审查中抽身而出。然而，该《通知》所实际起到的作用却是在行政法规出台以前临时性地建立起在水资源使用费征收方面的秩序，对于规范相关的行政行为、增强相对人的预期均有重要作用。

[48]比如在一个有关汽油中铅含量标准的案件中，企业界认为环保署将标准制定得太过严格，而法院则认为环保署的意见只要能从现有材料中合理获得，法院不应过多干预。承担政治责任通常是一种影响面较广的、宏观的决策，这是公众关注和代议机关监督的重点。在权利的主体方面，自由主义宪法理论中，宪法权利的主体是一切人。

如19世纪以前的英国宪法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甚至不能在大学里面进行讲授。（三）权利的位阶 早期的自由主义宪法中的权利仅指个人权利，而不承认集体权利的概念。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目标是标明了人民通过制宪建立国家的根本目的，在宪法价值秩序中的占据着最高位阶。即便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甚至较之于个人主义的优越性，也需要制度上的精妙设计来实现。

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非常接近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分歧。因此，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国家是充分地关心和照顾个人利益的，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不能抛开个人利益。根据少数服从多少、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越往上国家权力所代表的范围越大，拥有的权威也就越大。历部宪法中，权利的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人。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集中体现为传统文化中为公的理念。

其次体现在在权利观念上，中国宪法在权利来源、权利范围和权利位阶上均持集体优位的价值立场。所有公共权力和资源都要围绕着如何实现国家富强来进行分配，而经过公共的善的注入的公共权力和资源也都拥有了高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宪法地位。例如，在中国宪法中因公共利益需要限制个体权益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解释者的任务是向我们说明他所认识的法律是什么。

四、集体至上的权力结构 权力的本质是指一种公共资源，通过这种公共资源的合理运用，使得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更好的保障。在中国宪法学界，学者大多认为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等宪法主体作为或者不作为某种行为的自由。

而所谓宪法的品格是指特定国别宪法在其生发、运作与发展过程中，基于其自身的文化背景、政治实践与现实问题而产生的个性与品质。国家主权是集体人权的最高表现，是其他各项权利实现的前提。

中国宪法不仅设定了一个公共的善——国家富强，而且将其置于个人自由之上。可喜的是，经过这些年来宪法学方法论的论战，这一问题已有共识。从宪法实施的实际状况而言，现行宪法的实施过多地强调了集体的优越地位，而没有充分将个人利益的实现纳入集体利益的维护之中。〔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7年第1期。个人利益的增进就是公共利益的增进，不存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集体主义品格的核心内涵即共同体优于个人的价值原则。

古代生产效率低下，一户家庭需要耕种十亩以上的土地才能够勉强维持生计，同时，播种和收获时候农务极为繁重，每个人都是劳动力，要承担一定的劳动任务。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自发生长起来的文化，它的集体主义价值倾向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深处，并以一种润物细无声地方式影响着中国人。

在解读中国宪法的方法上，应当充分意识到中国宪法立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现实需要，有着自己的独特品格，而非对西方宪法的简单复制。它们也不是基于自然法、原始自治或社会契约的权利。

现代宪法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产物，传入中国以后必然要与中国的文化相融合以后，才能真正扎根下来。在传统中国，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村落为生活共同体和以国家为文化共同体这样一种生产生活样态决定了公共权力的配置也是以家庭、村落和国家为中心的。

无论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又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都是一个个饱含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目标。二、集体本位的宪法目标 文化土壤是一种既定前提。被定位为过渡时期宪法的五四宪法，其宪法目标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这样的权力配置，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来看，国家职能机构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对它负责，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要服从权力机关，权力集中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直至2004年修宪，人权概念才进入中国宪法。它体现的是共同体先于个人、共同体的善是最高的善、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与共同体善的实现结合起来的理论预设。

本文聚焦于中国宪法在价值取向的独特性。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个人既无经济上的独立，也无政治上的自由。

中国宪法上的权利主体并不是一切人，而是要求是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只有拥有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人才能成为中国宪法上的权利主体。第二，公共的善优先于权利，个人权利的来源及实现都要从属于公共的善。

在这一问题上，已有学者觉察到中国宪法文化与西方宪法文化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但目前为止，人们并未普遍而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理论上也缺乏对中国宪法集体主义品格的系统论证。所以，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国宪法必定继承了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倾向，从而区别于以自由主义为文化土壤的西方宪法。[28]464尽管美国等国家的宪法中同样有出于公用或者公共利益对私人财产予以征收或者征用的条款，但一般都要求政府以合理的补偿并经过正当法律程序进行的。（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拥有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最高决议权、最高监督权和任命等权力。

此外，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个人对集体的依附关系。一般人都对人权持历史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态度，赞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的论断。

因而，如何立足于中国宪法文化解读中国宪法文本，从而形成关于中国宪法的科学认知，是当前中国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第三，在集体主义原则下，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要保障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

中国宪法对民主集中制的规定较为简练，仅在第3条的后3款对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和纵向配置作出原则性的规定。个人的价值并不是去实现国家的强大，个人权利才是国家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