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功利论和复归论作为一种向前看的了理论，使人们注意到刑罚的目的，不就事论事，就案办案，这又是合理的。

一些学者持续鼓吹我国应实行国退民进的所谓让利于民的做法，以至于2010年山西省整合全省煤炭资源的政策被一些媒体和学者如狼来了一样对待，严厉批评所谓国进民退，甚至说这是改革开放的倒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平与效率本质上是统一的，互相促进的。

耶林认为，法律的生命在于斗争，斗争的源泉在于利益的冲突，当现行法由利益支配之时，新法要强行出台，经常非经过跨世纪的斗争不可。柏拉图认为，对每一个人是多么需要从他内心的拉力中认识到起初的利益并按此生活。矛盾具有普遍性，社会矛盾也是普遍存在的。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是中外哲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是，法律也可以成为引起和激化社会矛盾的原因。

研究公平正义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尤其不能脱离现实的经济关系。多种多样的利益产生多种多样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从而决定了社会矛盾的多样性。第五，公共水源，与公共利益有关的河流（含运河）、对于这些河流以治水、排水、用水为目的设置的堤防、护岸、水库、水道、贮水池及其他设施。

程序性安排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权力执掌者主观恣意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在少数情况下甚至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研究人员的价值偏好与固有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即构成了理解以及科研工作的前见。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社会需要宽容地对待学者在研究中所犯的无心之失，不要苛求所谓的专家责任。在中国，企业只能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中取得土地使用权。

因此，国家的直接目的均为公共利益。立场是研究者的立足点、出发点，从考察立场出发，可以揭示观点差异的源头与根本。

由于公共利益存在作伪的可能，就不能不谨慎地对待公共利益。首先，我们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一种私权利。二是设法与现有统治者合作，使自身进入统治阶层，成为现行体制的一部分。三、公共利益有予以界定的必要既然立法者应作必要的价值判断，那么，在要不要界定公共利益这一问题上，立法者应作怎样的价值判断，判断的结果到底如何，值得探究。

当某种公共利益的存在危及另一种更为重要的公共利益时，就有必要舍弃此种公共利益，维护另一种公共利益。我国也有学者赞同此种功利主义的立场[30]。在不少流传后世的学术著作中，大量存在的限定词、修饰语、但书及例外都使得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偏离其原有的立场，渐行渐远，如同参天大树的枝桠向远离根系的太空伸展，但其仍与支撑其躯干的大地不可分离。因为对美国判例法史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即使是英美法系独有的一些最基本的法律概念或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在判例中也是变幻不定，而没有确定不移的含义或内容。

原子能研究所需的设施。但公共利益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个体的主观偏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其中，第一个观点是涉及哲学论争的前提性问题，应首先予以阐述。特别是国家机器在应付内外武装力量的威胁，表现得软弱无力之时，国家机器连最基本的社会秩序也无法维持，国家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的作用丧失殆尽，共同体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更容易受到质疑，个人主义发酵的土壤就完全成熟了。

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公共利益并行不悖，共同存在，互不相关。其一，有一些大自然所提供的资源型的公共利益，在并无匮乏之虞时，法律是不会予以关注的。所以，韦伯虽然正确地观察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判断的广泛存在，但却没有认清价值判断的不同价值，也就是对价值判断本身存在着误判。立法者遵从宪法所确认之价值决定，积极地以法律来达成之，是公益内容具体化的最寻常最有效的方式，而且，如W.Leisner所言的，立法者于规定公益内容之时（尤在有公益授权，授权行政机关来执行公益之需求时），应尽可能避免援用空泛及抽象之用语，而是将公益予以特别化、类别化，使得立法者所欲规范之公益的内容，能使其在该法律条文中，得悉其公益之内容、动机以及范围。从形式逻辑上看，似乎先应界定公益、私益的概念，然后才可以进一步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四，在国际关系方面，人们逐步开始认识到和平的重要性，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开始确立，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出现了非暴力控制的希望，国家在维护基本和平与秩序方面的作用降低。

当公共物品为个人所享用时，产生了个人利益，利用者的个人利益之总和，一般情况下总是小于该公共物品所体现的公共利益。但此命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该政治目的应体现为直接的法律目的，如选举权、被选举权。

因此，法律概念的确定性，总体上要高于一般概念。公益性医院、诊所、合作医疗机构、疗养院及其他公共医疗机关、防疫检疫机关。

[10]自律或许可以解决单个人或少数人的问题，但不能解决普遍问题。现实原因更是多种多样，这里仅能列举部分而不能穷尽所有。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可能确实没有共同体主义那样古老。所以，合理界定公共利益便成为法律消除上述社会问题的第一道关口。一般来说，这种立场包含以下几种分论点：第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并非两种并立的利益形态，二者只是分与合的关系。许多历史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过于强调国家（或社会）的超人品格，极易被少数独裁者所利用，公共利益往往成为少数人牟取私利的手段。

（一）考察公私益关系的两种典型立场私益的概念只是相对较为清晰而已，为进一步明晰起见，我们使用私益中最为典型、争议最少的一种——个人利益，作为关系考察的基础。（五）纳入土地征收立法视野中的公共利益第一，并非所有公共利益均可纳入法律视野。

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要为公共利益让步，个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多数情况下，这里的个人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例如利用公共道路的人不太可能是共同体全体成员，但也不是范围特定的一群人。

除非小国寡民或社会关系极其简单，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将所有的政府权力集中在某一两个人或一两个部门手中。就此而言，作为立法者的代议机关是最适于进行价值判断的。

相反，法律领域越小，法律目的越明确，语境越具体，相关法律概念的确定性程度就越高。而且，行政及司法，也应该对各个公益事件，予以诠释，以增加说服力。其二，只有那些通过选择的、重大的且特别的公共利益，才能成为征收的合法前提。这几十年的失败，使得公众对政府所谓的发展计划非常反感，八十年代之后，保守主义的抬头也使得政府的权力受到更多的限制。

我们以公益与私益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二）立法机关需要积极主动地平衡政治生态第一，当前中国立法和行政之间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

因此，任何概念都必须具备最低程度的确定性。只有通过比较，才可以确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孰高孰低，公共利益并不天然地高于个人利益。

不管持何种态度，都有一个前置性问题必须先行考虑，即哪些地方涉及价值判断、而哪些地方仅涉及事实判断，以及如何区隔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换言之，立法上回避这一问题，并不能为学术研究预留多少空间。